近年来,我国国际学校市场出现了招生困难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层面对国际学校的监管政策日益收紧所致。本文将从国际学校发展历史、监管政策变化、生源结构变化等方面深入分析国际学校招生难的成因,以及学校应对之策,为广大家长提供参考。
国际学校增速放缓,新校数量减少
近年来,我国国际学校的增速明显放缓,新增校数量也在减少。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获认证的国际学校总数为932所,其中民办国际学校559所、新增24所,公立学校国际部(班)243所、减少16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13所、新增17所;但整体增速明显放缓,2020年同比仅增长5%,2021年更是不到3%。据统计,2021年9月落地招生并进入正式运营的新开学国际学校共有41所,与2020年同时段的53所相比,数量下降了22.6%。国际学校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在于近些年国家对公立学校国际部和民办国际学校的监管日益严格,导致扩张速度放慢,也使部分国际学校不得不停办或转型。
公立国际部首当其冲,严格监管政策直接影响
在对中国家庭开放的两类国际学校中,公立学校国际部首当其冲,早在2013年起,教育部就收紧了对公立学校国际部的政策,对其招生流程和收费标准进行规范,同时也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部设置。2021年,公立学校国际部锐减了16所,可见监管政策对其发展的直接打击作用。公立国际部不仅增设受限,现有的也面临转制压力,要么改为纯民办,要么终止办学。这使得公立国际部的数量持续下滑,也直接削弱了国际学校整体的增长态势。
民办国际学校也难逃命运,组合拳频出
相对公立部门而言,民办国际学校看似较有自主权,但也逃不过监管频出的厄运。近几年,针对民办国际学校的监管举措可谓组合拳频频出手。比如要求学校改掉名称中的"国际"字样,规范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命名,处理“公参民”学校等,这都直接影响了民办国际学校的数量。2021年9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又禁止通过VIE架构控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使部分学校如新东方双语学校等被迫停办。监管政策无疑是制约民办国际学校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参民”学校改制改名,内涵改革力度大
在监管政策中,对“公参民”学校的严格规范尤为典型。根据政策要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要么改为纯公办,要么全面民办化,要么终止办学。改制为民办的,还不得继续使用原公办学校的校名或简称。这等于要求学校进行根本性的内涵改革,否则不能通过政策关口。“公参民”学校的处境可见一斑:要么从法人治理到师资改革全面民办化,要么面临停办厄运。这无疑加速了众多国际学校的转型速度,也客观上削弱了国际学校的整体数量增长。
外资办学遭限制,一些学校被迫停办
除了公立和民办国内资本办学外,一些外资参与的国际学校也受到了监管政策的冲击。比如2021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就明确限制了外资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控股参与,使一些与外资合作的学校无法继续办学,只能选择停办。近年来,不少依靠外方资金支持的国际学校也陆续宣布停办,可见外资办学的红利逐步消失。外资办学限制也削弱了国际学校的整体数量,这与监管政策是分不开的。
大型国际学校扩招冲击其他学校生源
除了监管政策收紧外,头部大型国际学校的扩张也对其他学校带来二次冲击。例如深圳贝赛思、深国交等知名国际学校近年扩招速度极快,对其他中小规模国际学校的生源造成直接挤占效应。据统计,今年贝赛思和深国交两校的招生量就突破了800人。这些大牌学校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和口碑,自然吸引了大量原本可能选择中小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校反而面临更严峻的招生压力,学生数量下降也导致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我国国际学校市场确实面临招生难的困境,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层面监管政策的收紧,尤其是对公立国际部和民办国际学校的规范管控,以及疫情期间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所导致。学校要应对招生难需提升自身实力,建立口碑。而家长在择校时,也要注意选择适合孩子的学校,不要只图空洞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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